村医的出路在哪里?

国庆回村,路过村卫生所几次,总是一副可开可关的景象。

一天晚上7点,门是关着的。后来医生说他过生日。第二天下午4点,只有两个人,一个是病怏怏的医生,一个是看门的。房子里的灯光很暗。

晚上6点,只剩下奶奶了,说医生去吃饭了,一个小时不回来。

小时候经常去村卫生所,渐渐就混熟了。那时候家里总是热闹非凡,灯火通明,老医生威严有加,精神抖擞。

偶尔长大了,也有一些回味。老医生的儿子儿媳忙忙碌碌,画面还挺和谐的。

现在可以判断,我家乡的村卫生所在走下坡路。

村组形象:与时代进步擦肩而过

打开每年卫健委的统计公报:2017年乡村医生90.1万人。2018年是84.5万人。2019年是79.2万人。2020年,将有74.2万人。平均每年减少5万人。

2021年乡村医生数量没有变化。但有一个数据似乎更加赤裸裸。“乡村医生和卫生员”的数量2020年为79.6万人,2021年为69.7万人,相差近10万人。

李光明是陕西商洛一个行政村的医生,今年将满40岁。他们镇38个行政村中,40岁左右的村医还是骨干。

李光明用一把枪掌管着村卫生所,2000个村民有没有头痛发烧都是他的事。这一等就是二十年,让这个家牢牢地固定在村里。他也在中间摇摆过,尤其是有了两个孩子之后。

一幕幕往事不断浮现在他眼前。快速的城市化把越来越多的人带到了城市,他们在那里买了新房子并定居下来。他们的孩子在那里上学,把他们的生活强行分成了两条路。别人走的是阳关大道,他自己走的却是崎岖小路。

当他接近四十岁时,他更急于考虑他的未来。

现在,他的年总收入约为4万元。无编制(但归镇卫生院管理,有事请假)。主流企事业单位没有五险一金,只有一份保险。

退休的话,每个月有200元的退休金,这是你身边退休的村医的情况。世界上有两个老人,两个孩子,他却成不了家里的顶梁柱,还得靠老婆出去打工赚钱。

他的父亲去年做了五个心脏支架,他的母亲患有慢性高血压和糖尿病。此外,“今年婆婆又花了一大笔钱在宫颈癌上,没什么存货的情况下让她慌了。”

李光明的祖父曾经是县里的一名医生,并建议他成为一名医生。最终,他大学毕业(当时的大专学历可能不会很差),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。现在,他总觉得自己没有达到爷爷的期望。

李光明的尴尬处境并不是个例。40岁的济南女乡村医生张健已经工作了十年,月收入2000元。一开口就说不想工作不想转行。

河北衡水高新区苏郑办事处包师语村的村医何,今年42岁,月薪2000元,半年发一次。“这个编制问题,国家卫健委早就说要解决,现在还没解决。”何医生对小巴说。

57岁的山东泰安医生韩从1986年开始做乡村医生,月收入不到2000元。

黑龙江周年庆毕博士,今年4月退休。他20多岁开始工作,干了38年。他负责1400人,月薪2000-3000元。每月退休工资300元。退休后,他将不被允许行医。

“不要说乡村医生难过。”电话那头叹了口气。为了补贴家用,毕医生种了不到8亩地,一年多挣18000元。

从全国范围来看,只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有村医的编制和可观的收入。李光明的经历更为普遍。

村医消亡重要吗?

有些人可能会说,选择权在他们自己手里。

有想法有理想的村医都走了,但李光明还在犹豫,因为他干不了别的,他能从这份工作中获得一些成就感。

以前村里有个老太太,得了心脏病,头疼脑热就容易发病。去大医院可能要几千元,在村卫生所只要四五百元。还有一个脑梗偏瘫的老人,躺了十几年了。李光明记得,当他接受注射时,老人的指甲上沾满了泥浆。

“那些大学生能吃这种苦吗?”他说。以前镇医院有一些中医大学毕业的本科生,最后都没有留下来,不到半年就走了。通常,村民们会给李光明一些他们自己种植的黄瓜、豆子、土豆和红薯,以示感谢。

同行和领导都在说国家慢慢重视这一块了。前年省卫生厅一个副厅长下来调研的时候,跟他们聊了很多敬业的事。

“我不会忘记你的。”对方答应说。

济南女乡村医生张健对自己的农民工同胞“有点嫉妒”,但有时也会自我安慰。

“想想真甜蜜。至少我可以在家陪老人和孩子。”他们家八口人,都住在农村。

但日益严峻的现实正在冲击他们的底线。“我可以给,但是我的孩子怎么办?”李光明说。

“孩子考试一塌糊涂,我管不了。”张健无奈地说。

从2010-2012年左右,单干、自负盈亏的村医实际上被政府纳入了公共卫生项目,不再允许单干。

村医的收入不是看病卖药,而是财政拨款。工作内容是收集村民身体信息并定期随访,结果由上级严格管理和考核。后者占据了村医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。

黑龙江周年庆毕村医说,每季度复诊一次,测血压血糖,需要十天半月。孕产妇、0-6岁儿童、65岁及以上老人都由他负责。上班需要记录指纹,村卫生所全程接收视频监控。

“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等重点人群的联系电话不能停。停了就扣分,扣了就扣钱。”山东泰安医生韩存说。

截至2021年底,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.67亿,占总人口的18.9%,其中农村老年人占近一半。

公共卫生项目就像一张大网,打捞出广大农村土地上难以收集的老人、幼儿、孕妇的身体状况信息,起到统一管理农村医疗状况,提前发现和解决问题的作用。

比如“2020年,老人体检发现冠心病的问题,检查结果和大医院发现的一样,让我村的人竖起大拇指,说我们公检法太好了。”他对Ku说。

三年来,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从74元上升到84元。综合医院拿60%,村医拿40%,多劳多得。

而药品由上级医院或承包商统一配送,利润空间小,药品少且贵。

至于村医这个老职业——看病卖药,已经完全边缘化了。

“后来,我不愿意看病,因为公共卫生事务繁忙,药品也不便宜。如果出了问题,上级部门可能会介入。”毕医生说。

但无论是村民就近就医的必要条件,还是类似部门聘请的临时工作人员,村医都起着关键作用。

而且一旦发生公共卫生安全事件,比如新冠疫情,还会召集乡村医生战斗在第一线。

“2020年大年初一,医院通知我需要去高速值班,我带了方便面和热水……”何闻库说,虽然他自己也觉得不后悔。

“农村的老人也是老人”

结合这个现实,看看我们的宣传环境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官方新闻:

1.借绳出诊的云南乡村医生终于制止了溜绳,当地的路也就打通了。他说:“我一辈子都不会后悔当村医!”

2.江苏盐城乡村医生13年资助150名残疾儿童。

3.四川自贡一位服务村民21年的“瘸腿”村医。“通常是头疼脑热。只要你联系黄医生,他随时会来。”村民说。

村医新闻永远与无私奉献捆绑在一起。有些村医的伟大,似乎是所有村医的行为准则。

显然,这也对更多的村医形成了道德宣传甚至绑架,导致村医待遇的提高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,甚至给外人造成一种不知所措的错觉。

老百姓不理解他们,认为他们是国家公务员,待遇丰厚。“你真好!公开公务员工资”“你们都是享受国家工资的”——老百姓经常说这些话。但他们很难解释,而且常常无言以对。

乡村医生小组提醒小巴,在疫情期间,社区工作者也承担了第一线的工作。类似于村医,收入低,没有编制,实际上却成了辛苦的承担者。

在媒体上,他们也有类似无私奉献的面孔。可见这是我们的“传统”之一。

据小巴了解,常驻城市社区的社工岗位可能会有后续补充,乡村医生岗位可能没有接班人。

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开展培养大学生村医的工作,需要花钱签医学生,医学生承诺在农村服务几年。

然而,据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显示,2015年至2019年,甘肃省农村地区拖欠订单的医学生达到251人,从2015年的5人增加到2019年的85人。违约者将面临追缴培训费、收取违约金、不诚信行为记入个人档案等措施,但即便如此,也无法阻止违约情况的发生。

社交平台上,医学生毁约跑路的故事比比皆是。现在的年轻人对个人利益更加敏感,不愿意接受没有编制、经常被拖欠工资、密集、环境差的工作。

更何况,做好公共卫生项目,需要长时间扎根服务村民的耐心。为此,它以李光明和何闻库为中流砥柱,进行了长达十年的顽强斗争。

何Ku说,“起初,公共卫生工作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,许多人不理解它。现在好多了。当我没事的时候,我会和人们交谈,宣传我们公共卫生的好处…我得啃这块骨头,然后全赢了。”

综上所述,李光明的方法是通过看病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。没有这层关系,患者就无法完全按照医生的想法去做,包括饮食习惯、生活习惯、按时服药等。就算一开始能跟上,后来也跟不上了。

有一次上级委派的扶贫医生到一个病人家里,告诉病人戒烟戒酒少吃油。一开始病人还能跟上,后来就误入歧途了,因为他自己也不太了解。结果他吃的越来越少,导致营养不良。

显然,再高明的医嘱也不能生搬硬套,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一下子解决问题,需要长期细致的随访和医学普及。

然而,他们的待遇如此不堪,很难吸引年轻一代。

小巴生在农村,清楚的知道六亿人口的农村很多东西都在崩塌。无论人口、教育、医疗、商业资源等。,这并不奇怪,但村医的崩溃可能是致命的。

因为老人们离不开农村。最后,李光明说,“以前,国家说要全民健康,农村老年人的健康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农村的老人也是老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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